只有身在官场的人才知道，从寄禄官转到实权官，这其中的过程有多艰难。

大宋的官僚制度严重臃肿，冗员过甚。

“寄禄官”的存在，本身就是皇权对臣权的妥协，当然，也可以理解为笼络士子人心。

巩固皇权很重要，太祖立国后的重文轻武的政策，决定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以这样的方式笼络文人，才能最大程度地消除赵匡胤得国不正的事实。

于是立国百年后，大宋造成了一种现象，朝廷的寄禄官比实权官还多，并且多得多。

这些寄禄官有的是祖上恩荫，有的是正经的科举入仕，在官职上，朝廷是很大方的，只有够资格，官职管够，但是想要实权，那就是另一码事了。

正常人都知道，寄禄官与实权官有着天壤之别，在大宋的官制体系里，“官职”是虚的，“差遣”才是实实在在的。

郑朝宗就是如此，他当奉议郎这个寄禄官已十来年了，他太想进步了。

所以政事堂的官员选中他时，只问了他一句话，想不想进步。

郑朝宗几乎没有犹豫，立马就答应了。

然后，政事堂官员很认真地告诉他，这次下放京畿路乡村的重要性。

简单的说，并不是只让你参与劳作就可以了，更重要的是，要能体察到民间百姓的疾苦，敏锐地发现民间的问题，找到官府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点，以及朝廷的新政在地方上的落实情况等等。

下放，不是让你种田，而是让你考察。

深入到民间基层，放下官员的身份和架子，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视角，来深刻解读民间，官府和政策三者之间存在的利弊，问题和矛盾。

下放到这个新王村的第一个月，老实说，郑朝宗的态度是很敷衍的。

表面上他不敢多说什么，但内心里，他对官家的这个决定是嗤之以鼻的。

参与农户耕作也就罢了，为了进步，咬咬牙只当是走个形式。

但政事堂要求记下所见所闻，以及官府与百姓的矛盾，新政的落实等各种真实情况，每天当成日记写下来。

这个……就不太可能了。

正经人谁写日记？

谁会把心里话写进日记里？

写在日记上的能叫心里话吗？

下贱！

朝堂党争那么激烈，新党旧党互相斗法，中央朝廷与地方官府的关系微妙复杂，地方官员与本地商贾地主的关系又是盘根错节，各种勾结。

一层层关系比蜘蛛网还复杂，郑朝宗一个啥都不是的寄禄官，若真在日记里写下民间的真实情况，最后送进政事堂，敢问……他还能活吗？

更何况，在郑朝宗下放到新王村的第二天，就有阳翟县衙的胥吏特意赶过来，语气温和但隐含威胁地转告了知县的话，让他对民间的所见所闻，“斟酌上报”。

这四个字分量很重，郑朝宗不敢不听。

他只想走个形式，完成朝廷的任务，争取晋升实权官职，但他并不敢得罪本地的官府和商贾地主勾结的势力。

于是郑朝宗下放到新王村后的第一个月，他每晚所写的，大多是新王村的风土人情，本地的民风民俗，特产等等，只有这些不痛不痒的内容。

然而，汴京诡变的风云很快影响到了京畿路辖下诸县。

这是一场朝野都无法预料的风暴，猝不及防地，刚即位的新君提出设立监察府，不仅分政事堂之权，还给天下官员头上悬了一柄随时落下的利剑。

紧接着汴京朝堂君臣各种博弈，各种传言喧嚣尘上，官员激烈反对，官家坚持己见，不惜与满朝为敌。

后来监察府终究还是力排众议设立起来了，它成了大宋新的独立机构，超脱于政事堂之外，只对天子负责。

再后来，陈州官员商贾和地主，共计。

这是何等的勇气和魄力！

郑朝宗第一次对那位从未见过面的官家感到了敬畏，这是大宋立国以来最有魄力，最有胆识的帝王。

还没从阳翟县官吏被拿问的惊骇事实中回过神来，第二天下午，几名穿着便服的年轻人便来到了新王村，找到了他。

这几个人都很年轻，脸上带着几分涉世未深的稚气，以及对未来的纯粹的理想，那种纯粹的表情，是真的能够闪闪发光。

几位年轻人找到郑朝宗后，立马便亮出了身份。

他们是绍圣二年的新科进士，奉旨调入监察府任职，他们来找郑朝宗的目的，是要查阅郑朝宗下放新王村近三个月来的手写记录。

不允许拒绝，必须马上拿出来给他们查阅。

郑朝宗不敢拒绝，他已对监察府官员深怀敬畏。

三个月来断断续续记下的日记，里面一堆不痛不痒的东西，这玩意儿递上去，可想而知，监察府这几位官员的脸色有多难看。

郑朝宗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，可他站在这几个年轻人面前却手脚冰凉，一脸惶恐，并且感到深深的后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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